【中國禮品網訊】人情，是什么？中國式人情，又是什么？
有人說是筆債，不要總欠著別人；有人說是張罰款單，開出去人家總會回報；還有人說，人情是潤滑劑、腐蝕劑，一些官員就栽在了這上面。要不要欠，要不要還，盡管內心在掙扎，但最后還是一來二去、攀一點人情才好。
其實，人情哪有那么復雜，簡言之，不過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人情本無罪，中國人歷來重情義，“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生活在人情的周遭，自然沒有寒冷的道理。
然而，如今的我們是怎樣異化了人情？功利、貪婪、投機……變異變質的人情讓我們對這個社會人與人的觀感越加沉重與復雜，卻逃不出這座圍城。要找回社會的和諧，首先要找回人們內心的和諧，讓我們體會人情，還原人情，喚醒人情。
人情需要載體，那就是送禮、飯局和辦事。
蘇州某高校的毛老師告訴記者：“蘇州的教育資源應該說是比較豐富的，孩子一般都能接受比較好的教育，但有的家長為了讓孩子上一流學校，就得跨區域上學，這時就要托關系找熟人幫忙，雖然擇校費還是免不了，但是不托熟人關系，就是拿錢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償。托熟人找關系，空著手肯定不好意思，擺下飯局請人家吃飯那是最基本的程序，送禮更是少不了的。托了關系，就欠了人情，以后人家有什么事情找到你，你自然就不好拒絕。”
“有一次，一位國外的朋友問我，為什么中國的餐館里會有包房？這個問題讓我無法回答，因為我實在無法用簡單的語言，向他解釋清楚中國的人情法則。”一名廣東的企業家說。外國人無法理解為什么飯局要設在包房里，全世界任何一家西餐廳都沒有這種概念。熟知內情的人指出，顧客對包房市場需求的根本動因，顯然逃不開人情的作用：首先，包房是一個相對私密的場所，在包房里談的事情，大部分與人情交易相關。桌面上談規則，桌面下談人情；其次，包房與大廳相比，象征著一種身份的區分，更是人情來往中“面子”因素的直接反映；第三，包房拉近了雙方的距離，把雙方暫時劃定在同一個特殊的圈子內。
而公關公司和禮品公司皆是中國式人情所衍生出的另一個特殊行業。據了解，在禮品行業，90%以上的訂單皆來自于各層面的“商務贈禮”。
當然，現實生活中一些人試圖努力達到“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境界。上海的陳明告訴記者，他雖然生意上合作多年的伙伴基本上都是熟人關系，但他不會通過同學去找同學的老板合作，“因為一旦出現生意上的糾紛和催要欠款的事情，同學就會很難辦。通過同學去找他的老板，會讓他的老板覺得我和同學之間有什么交易，而本來就沒什么交易，這會影響同學在老板心目中的看法，讓同學處于尷尬的位置。而繞過同學去找他的老板，又會讓同學覺得我甩開了他，使得他沒面子。所以我寧可不做，也不愿意破壞同學關系”。精明的上海人能準確地把握生意和人情面子的界限。
人情是債？
2012年的3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的天空終于升起了久違的太陽。在這樣的天氣里，成都人一般都心情舒暢，但蘇由慶卻很郁悶，因為他要去一個朋友家還一個人情。
去年蘇由慶的孩子考上大學，請了這個朋友，人家送了400元的禮金，而3月10日是這個朋友的生日，請了他，他必須得去。“如果不去，交情就可能就此終止。‘來而不往非禮也’，人家送了400元，我得送600元，不能比400元少，人嘛，還有個面子問題呢。” 蘇由慶苦笑著告訴記者，今年才過兩個多月，他就已經送出去了3個紅包，加上今天這個就是1400元了。
蘇由慶買紅包的干雜店老板告訴記者，他去年一年賣出去了600多個紅包，生日紅包、升學類紅包、賀年紅包居多，“人情往來嘛”，干雜店老板已經見慣不驚。而成都市下轄的縣級崇州市的一名公務員告訴記者，去年他送出去的人情紅包在2000元以上，一般的人情是200元，關系比較近的至少是400元，“少了拿不出手啊”。而他的正常月收入不到3000元。
人情往來形成的經濟負擔讓一些人備受煎熬。
大年初三趙天偉就提前從哈爾濱老家趕回了工作地安徽省合肥市。“再在老家待上幾天，恐怕真的要借路費回來了。”趙天偉一臉苦笑。“長輩、晚輩都要給紅包，家里要辦年貨，走親戚要帶禮品，同學聚會，請客吃飯……總之就是離不開人情兩個字。”趙天偉感慨道，過年回家花費近2萬元。
不久前，一項調查顯示（1336人參與），93.7%的受訪者認為“送禮就是送錢”，人情風給青年帶來很大負擔。17.7%的人表示自己經常送禮物，50.7%的人有時送禮，僅31.5%的人很少或從不送禮。天津市民張凱認為，現在送禮都是越精美越好，否則要被人笑話。而北京市民何艷波說，當下送禮風氣太盛行了，求職送禮，升職送禮，升學送禮，擇校送禮，連孩子上幼兒園也要給老師送禮……一般物品人家還不愿意要，巴不得直接送錢最好。
“在人情上付出的成本費用有多少？根本沒辦法統計具體數字。一是有些東西實在不便透露，二是很多是隱性的、分散的，算不清楚。”在西部地區從事咨詢行業的范老板告訴記者，“我們大概估計，用于維護各種人情關系的支出，占到了公司成本的30%以上！”
范老板介紹說，咨詢行業是一個對客戶關系倚重較高的行業，因為企業咨詢與培訓，并沒有剛性的市場需求，“很大程度上要靠相關部門的責任人去游說老板”。于是，與企業的行政、人力資源、企劃等部門“搞好關系”，就成為他的公司最重要的成本支出。
在人情成本高企的壓力下，當公司有了一定名氣，有了一批合作比較穩定的客戶后，范老板曾經試圖削減過這方面的投入。然而結果卻是，2010年初，公司項目大幅減少，降幅甚至超過了50%。而純粹憑實力拿下的項目，價格和利潤也明顯低于之前的“人情生意”。不得已，范老板只能回頭修補之前的關系，才挽回了部分合作。“修補關系”的成本，遠比之前的“日常維護”高。
拿項目靠關系，進賣場靠交情，甚至在原料采購中，質量和價格也需要人情來保障。人情耗費巨大的成本，但有時如果企圖不花人情成本，付出的代價則更大。
“投桃報李”是現代人心領神會的另一種人情償還方式。四川商人汪榮遇到了生意上的糾紛，其同學律師祝良幫助他打贏了官司，讓汪榮避免了很多損失。但因為同學情面，祝良只收取了很少的代理費。汪榮覺得自己欠了祝良很大一個人情，一直在找機會償還。祝良的兒子大學畢業后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汪榮得知后主動把祝良的兒子安排在自己公司里。
這樣的人情交換在官場也不少見。江蘇省委原組織部長徐國健幫助章俊元高票當選為江蘇省交通廳廳長后，章俊元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把徐國健的兒子從科員提拔擔任江蘇交通產業集團的總經理助理。“在交通系統撈一個肥差比直接受賄百萬甚至千萬要更實惠。”江蘇省人大一名常委曾這樣說。